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
2019-05-25 - 伊格尔顿

英国著名左翼学者,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(Terry Eagleton)近年勒马回缰,从文化与政治批评中抽身出来,陆续写了三部文学批评论著:How to Read a Poem,2007;TheEvent of Literature,2012;How to Read Literature,2013。

三本书都有中译本,分别是《如何读诗》,陈太胜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;《文学阅读指南》,范浩译,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;《文学事件》,阴志科、陈晓菲译,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。
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
三本书可作三部曲来读,它们各有侧重,How to Read a Poem偏于诗歌文本细读,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主要是关于文学的定义、功能和价值等问题的辨析,How to Read Literature则将专业阅读指南扩大至各种文学类型。三本书内容丰富有趣,显示了这位卓越批评家的学力与见识。所涉欧美作家、批评家、哲学家、语言学家无数,既采撷众芳,也睥��群雄。
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
在这三本书里,作者反复表达了他的担忧:“有朝一日,我们的文明会不会变得连贺拉斯的颂歌,或蒙田的散文,都觉得无趣,读不懂了呢?这一天或许已在眼前。”(How to Read Literature,120页)“文学批评几乎成为正在消亡的技艺……现在的许多文学教师已不会做文学批评,他们的老师也没教过他们。
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
”(How to Read a Poem,1页)“文学分析如穿木屐跳舞,几乎迈不动腿脚了。”(How to Read Literature,序言,9页)

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辨析能力,最能见出伊格尔顿的批评功夫。这首先表现为他的文本细读本领。他对《麦克白》序幕中三女巫对话的分析十分独到:认为这是对“三位一体”的戏仿(How to Read Literature,16页)。

伊格尔顿名言 现代作家:伊格尔顿《重与细论文》

伊格尔顿钟爱《麦克白》,经常提及。在另一本书里,他甚至认为三位女巫才算是悲剧的核心主人公(On Evil,79页)。他对文本肌理的分析令人叹服,比如,就福斯特《印度之行》开头,伊格尔顿从词法、句法、声音、情绪到语境,都能精审细察。

他如此解读叶芝《1916年复活节》中的名句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(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):“terrible一词,让诗行发出某种别具魅力的繁复的声音;它最末的音节以b开始,也让它与beauty和born的首字母暗中呼应。

”(How to Read a Poem,54页)对济慈《秋颂》的首句Season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(雾气迷离瓜果圆熟的季节)的剖析,真是精细入微:

这一句诗被精心设计为和弦的鸣唱,沙沙滑行的s和喃喃低语的m此起彼伏。每个词都甜润柔美,几乎没有棱角锋利的辅音。Fruitfulness中的f似乎是例外,但它又被拖长的r音柔化了。它有如一块绚烂的声音织锦,精妙的呼应和变奏层层叠叠。

mists中的m与mellow中的m响应,of中的f与fruitfulness中的f相和,mists里的两个s,在fruitfulness中复现,而season中的e,mists中的i,以及mellow中的e一步一回头,编织成阡陌纵横,同异辉映的图式。(How to Read Literature,25-26页)

当然,伊格尔顿不是简单地强调文学的“内部研究”。文学形式不可能遗世独立,而是抵达历史的渠道之一。他指出,在许多时候,“文化形式的普遍危机,就是历史的危机。”(How to Read a Poem,8页)他认为,最好的文学批评,应对文学作品的纹路、肌理及其文化语境都有思考。

他本人其实也一直这么做,比如他指出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开场白nothing to be done与列宁的著名文章《怎么办》(What is to be Done)之间的可能关联(How to Read Literature,35页);在谈到《尤利西斯》结尾时,他说:“《尤利西斯》最末一句话不用标点,这句话不是有半页长,而是延绵六十多页,且充斥着脏话。

似乎现代人生存的晦涩与驳杂,在此开始浸入语言的形式,而不只在小说内容中。”(How to Read Literature,125页)论及艾略特长诗《荒原》时,他指出诗歌里揭示的文明破碎感,与诗歌精致的形式之间,是一种故意的“矛盾”,后者恰恰证明,诗人对修复现代文明抱有希望。如此这般精妙的分析,在他书中俯首即是。

除了对具体内容的具体评点,伊格尔顿关于作品形式特征的论述也十分精彩。比如,关于诗歌格律和节奏之间的关系,伊格尔顿说:“格律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,如顺着它的逻辑来,作品可能就会变得单调笨拙。格律可能造成了过于可预期的阅读期待,用形式主义者的话说,它会让我们的知觉自动化(automate)。

相反,节奏的变换,可以瓦解这种自动机制,从而创造出美感。”基于此,伊格尔顿认为:“好诗在可预期与破坏性之间,在系统与系统的移换之间,有某种令人愉悦的互动;而坏诗,要么过于可预期,要么太紊乱。

”(How to Read a Poem,53-54页)再比如,关于词与物的关系,伊格尔顿一方面指出:“词语被它们所写之物饱满的物质性充盈之际,方可显出其本真”(How to Read a Poem,P59-60页),诗应该“逮住那些包含某种深刻道德洞察的语言片断”――即诗人济慈说的“美即真,真即美”;另一方面,他对过度将“美”与“真”捆绑在一起,也提出质疑(How to Read a Poem,64页)。

他俏皮地说:“与夫妇之间一样,形式和内容也难免争吵。”在上述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基础上,伊格尔顿关于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异同,也有启发性的论述。

他认为,阅读文学作品,尤其是诗歌时,我们都认同形式诸要素是意义的生产者。但日常语言何尝不如此?差别在于,日常语言对我们来说通常是直取其意义,而诗歌让我们更多考虑其形式之于意义生产的作用。“只有把词语从其意义中拧出来,它们的声音和肌理才可以更充分地被品赏。”(How to Read a Poem,69页)

吸引我们的,还有伊格尔顿的毒舌。他对威廉・布莱克名诗《老虎》中的某种不协调提出了批评,他对小说家厄普代克和福克纳颇有微词,认为他们过于雕琢与矫饰。在How to Read a Poem一书中,他恶狠狠地吐槽狄兰・托马斯的诗作《拒绝哀悼一个伦敦火灾中遇难的孩子》:“诗人似乎过分凝神于制造隐喻烟雾,以至于几乎丢失了想要说的东西。

……孩子仅仅被作为编织巴洛克意象的一个由头……此诗的形式与内容如此不般配,几近于无耻的炫技。

”(75页)而在How to Read Literature中,更是处处夹枪带棒。他说“弥尔顿《失乐园》里的上帝,活像个便秘的公务员,没几个读者喜欢,大家更喜欢激昂反叛的撒旦”(51页)。

他对福楼拜《包法利夫人》开篇包法利那顶帽子的著名写法提出批评:“过于计较细节的描写,难免舍本逐末”(55页)。他觉得莎士比亚的喜剧不够好笑:“毕竟,他的喜剧可没让观众笑得在剧院走廊里打滚,也没听说谁在观赏《第十二夜》演出时,笑得抽筋被扛出剧院。

”(90-91页)他揶揄《简・爱》中的叙事失控:“《简・爱》为了赶紧把女主角嫁给已婚的罗切斯特,就把他的疯太太从燃烧的屋顶推下摔死。即便故事人物不愿杀人,叙事本身也会及时出手。

”(101页)他这样嘲讽威廉?麦戈纳格尔,这位苏格兰诗人因被冠名史上“最蹩脚”而闻名:“世间的蹩脚诗人千千万,但要成就麦戈纳格尔这样的极品,也得天赋异禀才行。”(205页)他还在书里嘲笑了特朗普,当时他还只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地产大亨(78页)。批评家的直率是稀缺的美德,对趣味的坚持更是可敬可爱。

熟稔各门派理论的伊格尔顿,在一些关键问题上,常常打开新的讨论空间。比如,对浪漫主义以来一直备受推崇的“想象力”,他提出了异议。在浪漫主义文学观念里,想象力与创造互为表里。伊格尔顿对这一常识化的观念作了纠偏,他认为不应夸大想象力的作用:“夜半两点钟,天才神思恍惚,无论梦见什么,也比不上人类共同的智慧。

”(How to Read Literature,176页)也不该迷恋创新:“如果哪件艺术品真是全新的,我们就完全无法认识它了。

”另外,他重申了文学作品及其评价的历史性甚至是无常性:“没有文学作品能真正不朽,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”(How to Read Literature,187页)他认为,我们某些方面可能比当事人更了解过去的文学:现代心理分析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了威廉・布莱克的《经验之歌》;有了二十世纪的专制体验,我们能更理解莎士比亚的《裘力斯・凯撒》;经过纳粹大屠杀,我们对《威尼斯商人》的理解可能更周全。

另外,我们今天看来完全不重要的文本,也许会被后人重新重视:“几个世纪后,或许我们的银行信读起来也如骑士传说般古雅。”(The Event of Literature,71页)读者未必完全赞同上述论断,却往往能从其尖锐中受到启发。

在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,伊格尔顿花了较多篇幅来谈论文学的定义和功能。他从欧洲思想史上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讲起,再回到“文学”这一概念的定义问题。通过对各家文学理论的巡礼和辨析,他得出文学不可定义的尴尬结论:“倘若我们弃用文学的描述性定义,而一味追求其严格定义,就难免无谓的混乱和沾沾自喜的先见。

”(90页)在解释文学作品虚构特征时,伊格尔顿借鉴了英国语言学家约翰・奥斯汀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(speech-act thoery),认为文学中的虚构真实,有点像奥斯汀说的述行语(performatives):“在言语进行之际,同时也完成了某种行动。

比如问候、诅咒、乞求、谩骂、威胁、欢迎、许诺的话,都属于述行语。

”(131-132页)这与《圣经》里上帝“说”出世界万物,与浪漫主义主张的“词语孕育出新的世界”有共通性。伊格尔顿如此描述文学作为言语行为与世界的关系:“文学作品不只是单纯地反映制造自己所需的材料,或仅仅对它们进行再生产;而是极力重塑它们,重塑的过程,就是完成自己的过程。

文学虚构凭借对自己内在逻辑的忠诚,来与世界相会。”(139-140页)

虽然伊格尔顿对寻找文学的定义持审慎态度,但正如他用维特根斯坦的“家族相似性”来解释“文学是什么”一样,他也宣称自己找到了各家文学理论之间的“相似性”:都把文学作品视为某种“策略”(strategy),虽然大家不见得都用这一术语。作为“策略”或“语言行动”的文学作品,“呈现了语言与世界之间乌托邦式的统一。”(172页)作为批评家,伊格尔顿也没逃脱这一诱惑:想毕其功于一役地攻克高难度的理论问题。

为什么年暮的伊格尔顿要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?首先,是有感于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对文学传统地位的侵蚀。其次,伊格尔顿这一代,亲历了二战后西方学界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理论的转变,也亲历了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来临的过程。强调文学批评,除了怀旧,也包含了一个自称托派左翼批评家的社会政治批判理想。

他重新阐发了尼采的“慢读”和本雅明的“体验”两个概念。通过对本雅明“体验之死”的辨析,伊格尔顿认为,在一个“速读”(相对于尼采说的“慢读”)的世界里,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语言的体验能力。诗歌语言比现代社会被过度工具化地使用的其他话语更丰富,“诗歌探索意义精微的内里,并以此让我们更理性、更清醒。

在最好的状态下,它是人类知觉精炼至极的产物。……通过其脆爽的精确性,诗歌使我们生活中潜在的节奏、意象和冲动得以说出。

”(How to Read a Poem,21-22页)因此,他指出,对文学读者而言,专注于词语的感觉与形式,拒绝以纯工具视之,是对过度商业化、官僚化世界的一种抵抗。之所以强调这种抵抗,是由于伊格尔顿认同德国浪漫派美学家提出的文学的特殊性质,即文学是一种共和主义言词:“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自由本质的拟态,不是凭借替民族独立申辩或支持废奴运动,而是基于自身奇妙的存在形态。

我们或许可将之视为形象化的自决,它们反映出的可能性远多于现实。

……如果文学作品的指向超越了自身,那么它们指向的,是救赎式的未来,因而,所有的艺术都是乌托邦。”(The Event of Literature,142页)当然,他也注意到文学可能隐含的专制:文学虚构世界看似自由,但也很容易受制于某种隐藏的语法或规则。

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想,取自近代启蒙传统,也是近代西方文学代宗教理想的变体,归纳起来有两方面:以恢复文学批评的专业魅力,来实现其社会批判性;基于文学的类乌托邦特征,来建构文学性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。然而,在今天的语境下,其可行性有多大?无论是否赞同伊格尔顿的信念,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之间如何有效互动,确实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,在文学研究多流于琐碎化、侏儒化的当下汉语学界,尤其如此。

而伊格尔顿另一方面的努力,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:每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,都应该为重新辨识文学的魅力而做出新的贡献。

伊格尔顿既感慨文学阅读粗鄙化的现实,又对文学作为乌托邦,作为对物质和消费社会的内敛而坚韧的抵制形式抱有希望。这看似矛盾,却显示出某种悲壮。在一个大众文化形态琳琅满目、应接不暇的时代,在一个村上春树们被过度追捧,荷马、莎士比亚们被束之高阁的时代,伊格尔顿的忧惧和“重与细论文”的努力,让人想起老舍小说《断魂枪》末尾,主人公沙子龙的复杂心情:

夜静人稀,沙子龙关好了小门,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,而后,拄着枪,望着天上的群星,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。叹一口气,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,又微微一笑:“不传!不传!”

伊格尔顿是想“传”的。在一本访谈录里,他曾谈及批评家的任务:“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头等任务,是参与民众的文化解放事业。”(The Task of the Critic,312页)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行来说,这一任务何其熟悉而遥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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